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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末至1937年初，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面临的是兵力占绝对优势、熟悉地形、以凶悍骑兵为主的马家军，以及严冬、戈壁、补给断绝、无群众基础、无后方支援的极端困境，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西路军将士谱写出了一曲曲英雄悲歌。

在当时的环境下，西路军要怎么做才能避免悲壮的结局呢？

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

一、放弃“西进新疆”的硬性任务，全力东返或就地建立游击根据地。

中央最初赋予西路军的任务是打通国际路线（到新疆获取苏联援助），这导致西路军在不利情况下仍被要求西进，陷入消耗战。

若能在古浪战役（1936年11月）或高台、临泽战役（1937年1月）失利后，果断、坚决地向中央力陈无法完成西进任务的现实，并获得中央同意（或至少是默许），放弃西进目标，集中全力东返。

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河东压力骤减的短暂窗口期，集中所有剩余兵力（约1.4万人），抛弃一切辎重，不惜一切代价，以强行军速度向兰州方向猛冲，争取与河东红军（或受西安事变影响的东北军、西北军防区）会合。这需要极大的决心和承受巨大伤亡的准备。

或就地分散游击，若判断东返无望（如被重兵堵截），则在高台、临泽战役前或倪家营子第一次突围后（1937年2月），果断化整为零，以团、营甚至更小单位分散突围，依托祁连山脉的复杂地形，就地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目标是保存骨干力量，等待时局变化（如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合作）。

二、最大化利用“西安事变”带来的有利形势。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主要注意力东移，围攻西路军的马家军虽未停止进攻，但整体战略环境对西路军最有利的时机出现了。

西路军应抓住这宝贵的约一个月时间（12月中至次年1月中），停止一切消耗性的阵地战和被动防御，在事变消息确认后（约12月14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统一思想，放弃西进，全力东返，抛弃所有非必要辎重，精简机关人员，强化战斗部队。利用马家军可能出现的短暂混乱或观望，以最快速度向兰州方向移动。

可以通过电台（虽然当时联络困难）不断向中央和河东红军通报位置和意图，请求河东红军尽可能向西接应，或施压东北军、西北军在黄河东岸策应。

同时可以尝试通过中共在西安的代表团，斡旋东北军（于学忠部驻兰州）或西北军，为西路军东返提供有限通道或物资支援。

三、改变战术：避免阵地消耗，坚持运动战、游击战。

西路军在被动防御（如高台、倪家营子）中耗尽了有生力量。其步兵为主的构成在开阔地带对抗骑兵处于绝对劣势，无论东返还是游击，必须彻底摒弃“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堡垒战思想。

可以以高机动性应对马家军骑兵。白天隐蔽，夜间行军。避免在无险可守的村庄、堡寨长时间固守，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利用局部兵力优势，伏击小股或冒进之敌，力求速战速决，缴获马匹、弹药补充自己。

即使在被追击中，也要尽力向沿途群众宣传，争取理解和有限支持（粮食、向导），破坏马家军的统治基础，释放被俘马家军士兵（特别是下层士兵），进行内部瓦解。

同时要更早、更坚决地将缴获马匹用于组建和扩大自己的骑兵部队，哪怕是小规模的快速突击队，用于侦察、掩护、突袭。

不过，放弃西进任务的决定权最终在中央，西路军领导层在“抗命”与“生存”间的抉择极其艰难，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

再加上河西走廊地形狭长，无险可守，无可靠后方，无群众基础，冬季严寒、戈壁荒滩极大消耗战士体力和意志，补给完全断绝。

敌方马家军兵力数倍于西路军（巅峰时西路军约2.18万，后期仅余数千；马家军正规加民团超10万），骑兵机动性远超步兵，且作战凶悍顽强。

联络方面也极为受限，与中央电台联络时断时续，信息传递滞后，严重影响决策协调。

因此，在严酷的历史现实下，西路军要避免悲壮的结局，唯一有微弱可能性的机会在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立即、坚决、不惜代价地放弃西进任务，集中全部剩余力量轻装东返，并寄希望于河东红军（或受西安事变影响的友军）的接应。

这需要西路军领导层在巨大政治压力下做出最果断的决策，全军上下以超乎寻常的意志力和牺牲精神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突围。

即便如此，成功概率依然很低，且损失代价无法估量，就地分散游击是东返无望后的次优选择，在祁连山恶劣环境下长期生存并发展也极其困难。

西路军的英雄悲歌留给后人的，更多是深刻的教训和对先烈牺牲精神的无限敬仰，我们在做假设的时候要时刻铭记革命先辈们为了信仰而毫不犹豫地抛头颅洒热血的无畏精神。